中国的教材是日本人写的吗,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历史教科书，真是日本人写的吗？

1、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历史教科书，真是日本人写的吗？

在私塾、官学为主体的时代，中国的学生们手里是不存在“教科书”这种东西的，这是一个“舶来品”，也是近代西化的产物。

具体的时间，需要上溯至“清末新政”。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统称“新学制”。

其中，小学阶段教育（初等小学、高等小学）9年，中学阶段教育5年，共计14年，均需设置“历史课”，初等小学为“历史”，高等小学为“中国历史”，中学为“历史”，学习内容为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再讲欧洲、美洲史。

可以说，伴随着清政府积极地学习普鲁士式的基础教育模式，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带来了普遍性的教科书需求。

然而，与我们习惯的国家统一规定和编撰教科书不同，最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由日本翻译而来，为啥？没有。

在上述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中明确提到：

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间有中国旧籍可资取用者，亦有外国人所编，华人所译，颇合中国教法者，但此类之书无几，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

也就是说，“新学制”所需要的各种“科学书”，国内可能根本没有能够拿来做“教科书”的旧作，那就“凑活着用”现成的外国成书译本吧。

不过，相对于一直“空置”的科学而言，中国拥有长达数千年的史学传统和浩如烟海的各类史书，同样没有一本“符合近代标准”的“教科书”，所以，在清朝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时，只能无奈表示：

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以本部官报公布之。

这种情景， 堪称凄凉，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积极翻译相关著作，如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东文学社、普通学书室、作新社、镜今书局、广智书局等等，其中出版教科书最用力的当属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

不过翻译虽多，真正经过清政府学部审定通过的只有四本：

一本是市村瓒次郎撰写的《支那史要》，这本书原本是1888年市村与人合著的六卷本《支那史》，为了作为日本的教科书使用，缩写成二卷本，变成了“史要”，并于1902年被国人翻译为中文，而六卷本也于次年被翻译成中文，均被采用为中国学堂的历史教科书，而在今天，哪怕只看这书名中的“支那”二字，恐怕连翻译都省了。

一本是桑原骘藏撰写的《东洋史要》，1899年由东文学社印行，在中国影响极大，另有文明书局译本《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译本《订正东洋史要》，均为同书异名。

另外两本更有意思，本就用“汉文”写成，分别为东文书社1899年6月出版的《支那通史》，作者那珂通世；振东室学社1898年出版的《最近支那史》，作者河野通之、石村贞一。

至于另外一本，普通学书室1901年9月翻译出版的《普通新历史》，则是比较特殊的，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经过增删之后，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以，属于一个标准教科书体例的“教科书”。

这个“普通学书室”也非常有意思，原名“亚泉学馆”，由近代名士杜亚泉创办，1903年并入商务印书馆，杜亚泉任商务编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

杜亚泉此人经历绝对神奇，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学训诂，甲午后觉得训诂无用，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本人熟稔旧学的同时，又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属于近代以来少有的文理兼通的“名士”。

不过，上述官方审定的教科书虽然广泛应用，却并无“强制性”，各地的学堂仍可自主选择教科书，所以，除了上述5种日本教科书之外，仍有一批“自主选择版本”：

增田贡的《清史揽要》、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译名为《中国文明小史》）、小川银次郎的《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的《东邦近世史》、三岛雄太郎的《支那近代三百年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以及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的《支那史》六卷本。

2、触目惊心！人教版日语教材翻车，教材为何频繁出现这样的错误？

教材频繁出现这种错误的信息那只能说明教材在出版以及审核，还有最终人们的意识上都出现问题，由于大家不严谨，所以就会导致教材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原则上的错误。只要在每一个环节都严谨一些，或许这些错误就不会再次产生。

教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书籍，只要大家能够很好的去把握教材的重要性，或许都不可能让教材的发生类似的问题出现。

一、出版商不严谨

由于出版方的不严谨，导致教材在最开始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这种信息和图片上出现了错误，只会带给孩子们或者其他人不好的信息指导，如果这个信息指导不严谨，只会扰乱大家的认知和观点，这对一个国家的人类接受文化来讲是不利于发展，所以出版商一定要在出品书籍时，要严谨仔细些。

二、审核部门不严谨

当然即便是出版商在出版书籍的时候可能不是很研究，但是在书籍一旦上市以后，相关部门的审核确实也存在着不严谨行为，因为书籍一旦出版以后，肯定是要由相关的部门进行审核，如果相关部门审核不到位，让这些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就只会让这样的问题再次出现是不利于优秀书籍的生产。

三、大众的意识没有提高

个人觉得可能是大众的意识还没有提高，毕竟信息错误以及不严谨的行为本来就是非常大的问题，如果大家意识提高以后，在任何一个环境应该都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正是因为大众的意识不是很高在面对这种不严谨的行为只会让问题愈演愈烈，只会让这样的书籍在市面上变得越来越多，不利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接受正确的文化指导和方向。

3、问吕思勉先生《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中国史》三本书的写作背景和各自的写作特色~

吕思勉先生一共写了《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两本通史和一本名为《中国史》的教材，希望读过的人说说三本书的写作背景和各自的写作特色，谢谢了~

4、中日韩第三次共编历史教材是为了突出哪些问题？

台媒称，中国大陆、日本和韩国第三次共同编撰历史教科书，还原真相回击日本右翼。

继《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出版后，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正在着手第三次编撰共同历史教材，预计2020年编写完成。

参与编撰的日本学者说，近年来日本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仍快速消失，担忧日本年轻人越来越不了解历史真相。

据台湾媒体9月15日引述大陆媒体消息报道，第16届“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近日在南京举行，论坛上宣布，继《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出版后，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正在着手第三次编撰共同历史教材。

第三次共同历史教材的编撰工作于2015年启动、2020年编写完成，“目前进程过半，进展顺利”。

参与论坛的日本历史学者笠原十九司说，近年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有的日本教科书一减再减，有的甚至完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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