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语文教材演变,如何理解我国语文教材的历史演变与社会需要的关系？

1、如何理解我国语文教材的历史演变与社会需要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前50多年的中小学教材都是全国统一编写的，即所谓的“一纲一本”时代。在这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各地的中小学通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统编语文教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出版并长期使用的全套语文教材，开创了许多第一，例如，使用教材的教师和学生的数量第一、编写专家的实力与人数第一等。

2001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启动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通知》，正式放开了教材的编写权。此后，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启动实施“一纲多本”制，即在课程标准指导下，由一些出版社组织编写义务教育学科教材，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即可发行。各地区或学校采用哪个版本教材，原则上可以根据地域特色、学生特点自主选择。一时间，在教育部语文大纲框架内，各套语文教材都把追求特色作为目标之一。语文教材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语文教材一枝独秀的时代结束，百花齐放的时代开始。

教材修订的评论声

语文教育出版社不仅将歌曲《蜗牛》纳入三年级语文教材的延伸阅读，还做了其他一些有意思的变化。例如，一年级语文的导学部分用《我爱学语文》取代了原来的《我爱上学》；二年级语文上册，歌曲《天路》以诗歌的形式入选教材等。据了解，目前语文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以下简称语文版教材）在广东、湖南、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宁夏等部分地区，供2000多万学生使用。

据语文出版社小学语文部主任郑伟钟介绍，新换的课文更注意文质兼美，贴近儿童生活，符合一二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有利于学生审美情趣和思维能力的培养。在这次修订的过程中，出版社采取投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专人访谈等多种形式，倾听来自教学一线的声音，了解教材实验区的意见和建议：哪些课文应该保留？哪些课文应该增加？哪道练习题应该改进？……郑伟钟认为，这些反馈有助于把握修订的方向和程度。

语文版教材的此次修订是一种实践创新，引发各方网友关注，不少人点赞，觉得时代在变化，教材的内容也应与时俱进，这是语文教材接地气的表现。山东临沂市外国语学校的刘老师认为，入选的歌词不仅让学生感受到文质美，还能感受到国家的飞速发展以及青年人在迷惑彷徨中依然努力追求梦想和向往美好的毅力。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某小学的韦老师看来，对于阅读教学来说，在新理念的指导下，注入与时俱进的新内容，孩子们感觉亲切、有共鸣，会增强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

同时也有一些质疑之声，认为小学生的思想还未完全独立，更易于被动地接受引导，加入过多的流行文化元素会削弱语文教育的历史积淀。在儿童文学作家樊发稼看来，入选小学语文课文的歌词，应该是既符合孩子的认知水平，又经得起推敲的经典，而周杰伦的这个作品显然并不具备儿童文学的特点。

教材编写的新思考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表示，这次语文教材的修订并非脱胎换骨，更多的是对新时代语文教学的一种探索。应该看到，与语文教材的类型和数量丰富多彩相反，语文教材编写理论的研究寥寥无几，形成了教材先行、理论匮乏滞后的局面。

临沂大学附属小学的刘老师是一位从教25年的语文教师。她觉得现有小学语文教材总的来说欠缺一些活泼有趣、生气勃勃的选文，比如精美的散文、古诗文以及经典的外国文学译文。她认为，还应注意引进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育资源，把语文学习和实践延伸到课外、家庭和社会，注重思想品德熏陶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语文不仅是中小学生最重要的一门课，相较于其他学科，它还更多地承载着传播中华文化的任务。如何让学生通过语文学习，在潜移默化中将语文素养、传统文化、时代特色、人文关怀等渗透到情感中，这是新时期对语文教材编写者提出的更高要求。

2、语文学科的演变过程

语文学科的演变过程如下：

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语文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当时称为“国文”课。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甚至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门主课。

新式学堂借鉴西方经验后，实行分科教学。语文教育也逐步从传统教育中分化出来成为与修身、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并列的独立学科。其中，光绪四年（1878年）张焕纶在上海县梅溪街创办的正蒙书院，最早设国文科，以“俗话译文言”“讲解与记忆并重”为特色。

3、部编版语文教材总体上有哪些变化？

一、教材传达新理念

重视阅读、关注思维的发展，在细微处引导家长、教师，这是新教材传达的理念。

二、教材的深度体现在思维发展上

从第一课《中学时代》开始，新教材的编排设计就体现出具体方法技能的学习指导，通过设计开放性的教学过程，综合运用角色扮演、讨论辨析、反思探究等方法，让学生积极表达、善于思考、习得方法、努力践行。

三、教材的变化，对基层教师的理论功底提出新的挑战，对他们教学理念、教育意义等方面的理性思考能力进行着深层次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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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制度沿革：

这“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的教材发展情况，要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教育部制定统编教材，各地教材也初步百花齐放，语文课刚刚恢复独立设置。

1985年，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指导下，开始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和方法。第二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改革统一的教材制度，也就是要在统一要求和审定的前提下实行教材的多样化。

到了1991年，九年义务教育的“五四制”和“六三制”两套教材诞生于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投入使用后，广东、四川、上海、浙江、北师大等各自出版的教材经过送审，也在各地进入了课堂。1999年，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引入教材的竞争机制，各地又开发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乡土教材和校本教材。

2000年秋季的开学季，新的语文教材出现在全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修订版)》同时正式实施，已经对古诗词教学做了更高要求，并且强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写作、表达能力。

而北京在2007年使用的本地新教材中，就曾进行过关于鲁迅文章的篇目调整，放弃了《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等名篇，选择了《铸剑》。另外，还加入过金庸小说的内容。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指导下，教育部再次组织专家对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完善，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1版)。

这个于2012年秋季开学执行的语文新课标中，对小学生会写汉字的要求有所降低，但增加了需要背诵的篇目。

这一次，耿玉苗特意先看了下识字的部分，“一年级上册要求学生认的字是300个，但只要求会写其中的100个，突出了多认少写。”这一点，符合她对孩子年龄和心理特征的认知，“6岁左右的孩子，手上肌肉群还不是很发达，他们写字是很麻烦的，认字倒很快。”

在给新生下发课本的那一天，耿玉苗记得，孩子们比较容易被插图和大字吸引，便于集中注意力，“插图改变很大，画得挺可爱，更符合儿童的特点，画风上还结合了民国课本的一些内容。”

而其中的古诗文篇目比重依然是加大了，小学教材中共有129篇，初中是132篇。教育部教材局回应《中国新闻周刊》称，这是基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原则，“让孩子在记忆力最强的时期，多接触古诗文，多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然后精选古诗文，语文课程标准里推荐的古诗词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诗词，又有反映热爱祖国、积极奋进的名家名篇，都是需要我们传承的。”

基于“人文精神”和“语文要素”双线结合的选文要求，编写组此次放入了鲁迅的《藤野先生》《故乡》《孔乙己》；朱自清的《春》《背影》；老舍的《济南的冬天》等文章，兼顾经典性和时代性。

整体而言，课文数量是有所减少的，但又增加了课外衍生阅读。比如，小学阶段新增了“和大人一起读”等栏目，初中设置了一定量的自读课文和名著导读。

：中国网-140余编者耗时5年 国家统编义务教育教材改了什么

4、小学国文教科书的产生过程？

20 世纪以来，随着语文课程的独立开始，语文教材的编写成为编写者和教师日益关注的问题。著名特级教师于漪认为：语文教材应是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沃土。

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体系的建构，大致分为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建国前后，教科书的内容上的研究和改进。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倡导白话文教学的人们以“问题”为单位，例如恋爱、科学、妇女、人生等，进行白话文教学。教师提出研究的“问题”，把有关这个问题的七八篇文章教给学生，教师讲解一二篇，其余由学生自学、参考。1922年，梁启超先生提出“分组比较”教学法。选一组文章，学生自学，教师教阅读的方法，学生进行比较、讨论。郑国民236页

1949年解放以后，从一年级开始就是一篇篇课文，没有单独的识字教材，课文篇幅短小，可后都没有作业，只是几课以后有一练习，每个练习大约有4道题。

二、50~80年代，单元结构的教科书编制的形成和发展。

1956年制定了第一个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法等都作了具体说明，但教材中没能按计划安排，小学语文教材试图改变过去只是把一篇篇文章集合在一起的面貌，努力使之更科学。

196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以文体为主组织单元（记叙、说明和议论），加上知识短文和练习。

1977年编制了教学大纲，提出语文学科的重要特点是思想教育和语文教学的辩证统一。就语文教学目的，新教学大纲提出要培养学生识字、看书、作文的能力，初步培养准确、鲜明、生动的文风。为了有计划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根据读写训练的需要，设计了重点训练项目。课文按照训练项目组合。一组之中，讲读课文、阅读课文、独立阅读课文，基本上围绕着一个训练项目。在一组课文之后，安排“读写例话”通过对讲读课文得分析，学生可以受到重点项目的训练，掌握一些读写方面的规律，用来指导实践。为了更好地培养能力，课文中加强了课后作业和基础训练。可后做也体现本科的重点、难点，注意根据本课课文的特点来训练学生某种能力。基础训练是综合训练，与课文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一定的独立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制的重要时期，是以单元结构教科书逐步成熟的阶段。

1981年袁微子在《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排是怎样设计的》一文中，对教材的安排是按照识字教材、阅读教材、写作教材这三个方面进行阐释的。

1981年以来，上海北京浙江天津联合编写了六年制小学语文教材。杭苇在《关于修改四省市编写的六年制小学语文教材的意见》按“德智体”等几方面发展的要求选取课文。在语文本身的“双基”方面，初步草拟了一个“序”用于修改教材。

1982年，崔峦在《读写例话及其教学》中写道：通用教材把在小学阶段需要训练的读写基本功列成几十个训练项目，依据学生认识事物和学习语文的进程，排出先后次序。围绕每个训练项目，尽量选编比较适宜的讲读课文、阅读课文、独立阅读课文，最后附上读写例话，组成一组。就每册课本看，一册有若干组，每组大体都有三类课文，配上读写例话，在基础训练中还安排有训练作业与之配合。

1984年，袁微子和何慧君《六年制小学语文基本教材的编写设计》逐步把整个小学阶段的语文教学用基本功训练紧密串联起来。在低年级，花两年时间在语文的听说读写以及字词句段篇等有关基本功，普遍地进行最初步的必要的训练。到了中年级，准备安排几项最主要的读写基本功，各有重点，相互联系，与课文密切配合，并阁进行一次反复。到了高年级，在几项主要基本功训练项目的基础上，以思维训练为核心，将学习语文与认识事物规律联系起来，安排读写各有侧重的若干训练项目，从理解内容到领会思想，有计划地提高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在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的精神之后， 1985编写的六年制小学语文教材，根据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精神，作了适当调整。莘乃珍《小学语文教科书和读物的编辑情况》中说明：中年级补充了若干篇新课文，训练项目也相应地做了适当调整。为加强听说读写能力培养各册课本的课后作业、基础训练作了必要的调整和安排。一、二年级的课文中增加了进行说话训练的内容。除了课后作业中口头回答的问题以外，基础训练中系统安排了说话训练的内容。

1989年新编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五年制和六年制小学语文教材。根据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精神，中高年级打通，通盘考虑。根据读和写的规律，结合学生认识能力的发展系统地安排重点训练项目，形成较为科学的训练序列。为了有步骤地训练，教材一重点项目为核心组织课文，注意前后衔接，形成训练阶梯，逐步训练，螺旋上升。

1986年袁微子《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改革》一文中，从整体性的角度对教材进行了分析和思考。他根据叶老的思想设想到：设计整套教材的基本结构，要把教材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它蕴藏着生命力，内含着献身精神与科学精神，扩展儿童的视野，启迪儿童的独立思考。体现在各项语文基本功的综合训练。以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作为动力，以各项基本功作为骨架，只要课文作为认识的重要标志。基础训练作为综合基本功训练的阶段性标志，力求周遍一致，成为一个集合体的“圆球”。这个“圆球”包含着许多部分，各个部分有各自综合为一个“圆球”，其基本结构恰如土壤的团粒结构。

于漪老师曾说：语文能力训练在整套教材结构中是支柱，是核心。

何慧君《在改革中前进——35年来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回顾了建国35年来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历程。他认为，35年经历了教科书的课文由按照思想内容组织在一起的一篇篇课文，到不仅注意思想内容，而且按照培养读写能力的需要编排课文。

三、90年代，课程思想逐渐成熟，教材编写变革和编写理论研究。

1991年上海市首先编制面向21世纪的语文课程标准，编写适应21世纪学生发展需要的教科书。此时，也是以能力为主线的单元结构教材的修订和审视阶段。

谭惟翰《上海市中小学语文教材建设》一文中，记录了两组教师展开的讨论。乙组老师们认为，现行教材的总体构思基本上以文体为依据，以文体网络全书，以文体组合单元。问题不仅是教学内容组合的依据，还是教学要求落实的指归。但是，教材对问题的划分缺乏科学性，或失之于宽，或叠床架屋，概念不甚清晰，这一点早为语文教师所不满。

现行教材是综合型的。任何一种综合性教材都面临这样一个课题：如何讲课文同听说读写训练和知识教学等各项要求，各有关系统的复杂的内容加以科学的综合，并且避免出现三匝、混乱的现象。它的综合，体现在单元中，试图在每个单元中依托课文构成知识和能力的网络。但在编写、配置过程中，出现了综合过多，要求分散的局面。725页

提出新教材建设的构想：能力训练为基本线索。教材已能力训练点及相关的语文基础知识组织单元，单元与单元之间存在着能力训练上的内在联系。整套教材呈现以能力训练为基本线索的特点。

1991年陈国雄《关于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说明》编写指导思想第2条写到：切实安排语文基本功训练。全套教材分低中高三个阶段，体现语文基本功训练的三次循环。有计划地安排训练重点，体现语文基本功训练的综合性。训练项目的编排，是依据学生阅读的顺序，作文的顺序和学生认识发展的顺序，由浅入深，从易到难，从具体到抽象进行重点排列。中年级一段的训练为重点，高年级以篇的训练为重点。注意前后衔接。新编的五年制教材共安排36个读写训练项目，中高年级每册安排6个；六年制教材共安排40个训练项目，中年级每册安排4个，高年级每册安排6个。为了体现读写结合的综合性，读和写的项目交叉安排，一组读，一组写，以便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以训练项目为核心组织课文，形成训练阶梯，体现训练过程的科学性。低年级课文组织多从内容方面考虑，中高年级系统安排了训练项目，课文变异项目为核心来组织，形成一个个训练组。训练组的结构分四层：第一层导读，第二层课例（预习、课例、思考练习），第三层读写例话，第四层基础训练。

1992年《小学语文教材的体系结构与特色》（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沿海版）建立以提高语文素质为核心，以思想内容为“纬”分单元选文，以知识能力的训练为“经”的教材。语文教科书编写的理念开始引人关注，语文教材的文化建设提了出来。

1995年朱绍禹撰写了《语文教材文化的建设和理论研究》

他认为：语文教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内容的丰富性，思想的深刻性，形势的多样性乃至历史的悠久性。

他说：教材是一种文化，语文教材是教材文化中内容最为丰富多彩的部分，他已经构成了一个知识和经验的宝库。

他分析了语文教材的特质。特质之一：语文教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基本特点在于它过去还是现在仍然主要是由书面语言构筑的。而语言是传递文化的工具，构成语文教材的书面语更是传递文化的有力媒体，人们的观念、认识和情感，语文教材都作为一种载体而使之得到保留和宣扬。语文教材容载了人类的观念体系、知识体系、行为方式体系、技能训练体系和语言体系、文字体系等，给受教育者广发而有力的教育。特质之二，它是人类历史的一面镜子，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语文教材以来的社会历史反映了人群的生活，也表达了政治领导者的意志。它是深切体现时代和社会脉搏的一种语言文化。

语文教材文化的内容，一层是语文教材中所包括的内容，这就是有文字符号、图像符号和音响等三个系统所表达的思想观点和感情色彩。另一层是语文教材自身的文化。这就是关于教材制度、制作、编写、实验、使用乃至印制、出版、发行的文化。对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说，首要的自然是语文教材自身的种种文化现象。

朱绍禹在《试说语文教材的学派和风格》分析了多年来语文教材编写的流派和风格，但他得出结论：重要的不是形成一个学派或风格，而是能否具有实际的价值。语文教材风格，从构成课文单元的标准区分，有以体裁为标准的；以能力训练为标准的；以生活领域文标准的；采用生活内容和体裁双重标准的。

1997年甘其勋《试论编写语文教材的理论依据》文章从基础理论、学科理论进行了阐述。语文教材的编写尽力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认识论原理、辩证法原理、社会学原理、教育学原理。从心理学原理来建设语文教材，教材要遵循学生的发展心理、认知心理、学习心理改善学习策略，呈现适当的教学与学习方式，发展学生的创造力。方法论原理对语文教材的编写进行了分析和建议。进而从语文学科理论对语文教材和教学提出了建议。

1992年，毕来林《单元教学是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有效途径》中说，五四运动之后单元教学逐步传入我国，这与语文教材的编写密切相关。小学语文教材的编排逐步舍弃了文选加练习的旧模式，初步形成了一种与教学紧密结合的单元编排体系。突出的特点是，把语文教学的各项内容构成了一个主线鲜明、重点突出的整体，尤其是变单篇文选型课本为单元训练型课本，强化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体现小学语文的学科特点，是教材建设步入了序列化、科学化的轨道。

语文教材围绕训练项目选编课文组成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一个比较集中的知识点和训练点，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整体。各单元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训练相互联结，便组成了整个教材只能训练的整体系统。

四、世纪之交，对语文教科书的编写的思考和实践

2001年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始了课程改革，使用新编制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根据课程标准编写了几套教材。

（1）对原有教材的反思

郑国民在《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研究》中对语文单元教学进行了反思。

第一，教材组织的反思。不论采用什么方式组织单元，其单元之间，或者篇与篇之间，知识结构的渐进性和梯度都不明显，不可能具有这种序列性和系统性。尽管教材的编者以尽可能地考虑把每个单元都编成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也可以在一些单元中找到一些相关的知识点。但实际上，每篇文章都有各自不同的写作意图和表情达意的方式，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很难找到篇与篇之间内在的衔接点。影星区分的讲读课文合资杜课文也缺乏一脉相承的相同点和相关点。他认为，试图以系统化、逻辑化的方式进行分解、组织教材和教学。这不仅与语文教学内容的性质不相适宜，而且也不适合目前课程改革纲要提出的淡化知识和学科本位，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等方面的要求。

第二，单元选文安排的反思

讲读课文、自读课文的编选，主要是希望学生的某一方面能力通过讲读课文的训练，在通过自读课文的阅读得到练习和运用。这是基于迁移理论。

他认为，其一语文知识不能直接迁移为能力。汤更生在《单元教学的反思》中指出“语文能力的培养是属于渐进型的。他是在语文的实践活动中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地发展和提高的。”其二讲读课文无法举一反三地带动自读课文。学习材料之间的关系是能够产生前已不可缺少的因素，学习迁移的范围与效果的大小取决于学习材料之间的共同要素。同一单元中的每篇课文不具有同一性。相同的要素很少，很难形成迁移。

柳斌曾作这样的描述：“语文教材，现在也有很多种，基本上都是由课文、语文知识、练习三部分组成，其共同的特点是以课文作为教材的全体，知识作为一个体系，按知识体系组织课文，少量的练习是用来帮助学生理解课文、理解知识的。”

李维鼎《语文教材别论》作了整体的描绘：整整一个世纪，我国的语文课本的发展变化，只限于选文内容的更迭、分量的增减和编写体力变换等三个方面，而“选文系统”（以文选为中心）、“问题序列”（以常用问题读写知识循环为主线）、“讲读中心”（以讲读教学为基本方法）这三个基本特征却一直未有大的改变。

郑国民勾勒了语文教材的走向，要体现、展示学会学习的理念，设计语文学习的主题或情景。要体现开放性、选择性、适应性的特点。

崔峦对21世纪小学语文课程与教材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小学语文教材在体系上，构建以培养能力为核心，一语文训练为主线。而目标系统、训练系统、检测系统组成的语文教材的训练体系。

曹明海《语文教育文化学》对语文课程的文化意义进行了系统阐述。其中他指出：语文教材的内部各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密切关联，相互为用，因此必须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思考整个语文教材文本的机制、逻辑和旨趣，从人本的基点来结构、编写语文教材，以达成语文教材的文化建设。

王荣生《评我国近百年来对语文教材问题的思考路向》具体分析了“选文”。他认为，学生学习、教师教学的可能的选择之一，便是用“选文”去教、通过“选文”去学。在这里，“选文”本身不是课程的内容，也不构成学习的对象，它只是教语文课程内容的手段、一种学语文课程内容的媒介或途径。

（2）明晰语文课程思想，准确定位教材。

“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语文课程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是语文课程的目标。

《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对教材编写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

教材应体现时代特点和现代意识，关注人类，关注自然，理解和尊重多样文化，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教材要注重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

教材选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题材、体裁、风格丰富多样，难易适度，适合学生学习。

教科书是语文课程实施的资源之一。主要指的是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使用的文本。音像资料、其他文本也都是教材范畴。

（3）对教材的编写的改革实践。

人教版，北师大版都采用了主题单元的编写方式，重视体现语文课程的理念。在结构上，改变了文选型或者以能力为主线的单元型。以人文主题选文、组织、安排，将语文学习的各项内容融合围绕着主题设计，体现语文人文性和工具性统一的课程性质。

人教版语文教材编排上简化头绪，加强整合。从一年级下册开始，教材以专题为单元，用整合的方式组织教材内容。每个单元包括导语、识字课、几篇课文和一个语文园地，不仅识字与课文，而且阅读课文、口语交际、实践活动等都围绕本单元的专题合理安排。教材的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专题，把各项内容组合成一个整体。这样安排，便于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综合语文能力。审查意见评价道：既贴近儿童生活，又蕴含教育价值，且较好地体现了知识、能力、方法、情感之间的联系。

北师大版语文教材编写的总的指导思想是“兴趣先导、学会学习、整体推进、文化积累”。重视课文的文化“含金量”，注重唤起学生的民族意识，加强人文精神的培养。采用主题单元的编排方式，首先确定贯彻1~6年级的主题领域，然后确定每个年级、每册的主题单元。每个主题单元一般有2~3篇主体课文（选择与主题相关的各种类型、各种体裁的作品）和一个语文天地。“语文天地”包括巩固及扩展的练习、课堂与课外的活动、“金钥匙”（学习习惯、方法、策略等）、“自检”（自我检查的意识、习惯和方法）等几项，一个主题单元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学习单位。使语文教学能够向课外延伸，向学生的生活、学校的活动、其他课程和社会延伸，有利于学生持续保持学习的兴趣。

参考文献

1．倪文锦《新世纪小学语文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

2．李维鼎《语文教材别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3．李海林主编《语文教育研究大系（1978~2005理论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4．林冶金主编《20世纪中国小学语文教育丛书·语文教育论文选编》青岛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5． 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6．郑国民《新世纪语文课程改革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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