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采访组

翻开历史档案，打开尘封的记忆。1986—1990年，“七五”时期，在这片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发生了什么？

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和外宾的谈话中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七五”期间，我国的科技、教育和各项社会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和“长征二号”大推力捆绑式火箭发射成功，五兆瓦低温核供热试验堆建成并投入正常运行，大秦线万吨级组合列车运行试验成功等，标志着我国又一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七五”期间，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生活迈进。

物价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结合“七五”时期出现的经济现象和问题，《中国发展观察》采访组特邀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林兆木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一起回顾这段时期的改革发展历程。林兆木自1988年以来，参与党中央、国务院部分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包括党的十五大至十九大报告、13次中央全会文件、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1994年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等，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的研究论证工作。张卓元是“稳健改革派”代表人物，也是在中国较早提出生产价格论的学者，他是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曾经参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等起草工作。

价格“闯关”得与失

中国发展观察：回顾“七五”时期，人们常想起1988年的价格改革“闯关”和随后发生的抢购风潮，这件事的原由始末是怎样的？说1988年价格“闯关”失败了，这种看法是否客观准确？

林兆木：首先有必要了解提出价格改革“闯关”的历史背景。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在新一轮的加快发展中出现一系列不稳定、不协调问题，突出表现为：消费基金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信贷规模过大，外汇使用过多，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导致通货膨胀连续几年呈明显加剧之势。1985年至1987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分别以8.8%、6%、7.3%的幅度上涨。与此同时，企业微观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87年，全国已有80%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与1978年相比，国营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由3.7%上升到40%以上。另一方面，与改革开放前相比，1987年由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由120种减少到60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0%下降到17%，国家统配物资由259种下降到26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188种减少到23种。在这样的情况下，靠国家指令性计划和价格管理已经解决不了通货膨胀、资源错配和宏观经济失衡问题。而且作为价格改革过渡性措施的价格双轨制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显现，成为经济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指出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因此，1988年夏季提出全面推进价格改革。放开价格管制由市场调节的大方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出台的时机和方式。当时在通货膨胀加剧、经济秩序混乱的情况下，不适当地决定进行价格改革“闯关”，即提出准备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价格问题。尽管价格改革的方案没有正式实施，但中央政治局通过方案的消息公布后，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高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挤提储蓄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这不能不使价格改革遭受挫折。后来经过三年治理整顿，恢复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并采取调放结合、渐进的价格改革方式，到1992年底，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商品比重由1987年的50% 左右扩大到80%左右，基本实现了1988年价格改革的目标。

张卓元：1979—1984年以调整不合理价格体系为主，为此后大规模放开价格创造条件。1985年以后以放开价格为主，1985—1988年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价格逐步放开。1984—1991年实行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及顺利并为市场价格单轨制。1988年8月15—17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国务院物价委员会制订的《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1988年价格“闯关”，主要是当时条件不成熟。由于老百姓已存在通货膨胀预期，一听到要放开价格，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挤提银行存款和抢购商品的风潮。这次抢购风潮持续时间长，抢购商品范围广、数量大，如洗衣机销售增长13%，电视机增长56%，电冰箱增长82.8%。据估计，这次商品抢购风抢购了约60亿元商品。面对这些情况，中央本来打算要放开的很多商品价格就停了，转为采取治理整顿的方针。

中国发展观察：近期看到有媒体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之争的历史考证，当时您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张卓元：中国的实践说明，工业生产资料双轨制价格的利弊都较明显。由于双轨价差很大，造成市场秩序混乱，人们热衷于倒买倒卖工业生产资料，追逐流通利润，以权谋私活动猖獗，责骂双轨价、要求取消工业生产资料双轨价的呼声很高。

我对那次莫干山会议青年提出的很多改革举措是很肯定的，所以我主持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里，专门为了这个事情，请常修泽教授写了介绍莫干山会议对一些改革问题讨论的情况，作为其中单独的一章。

1984年及此前几年，当时国家物价局主管物价工作和价格改革，实际上已经是采取了又“调”又“放”的措施。这个没有问题，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大幅度提高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又例如，纯棉布类提价，化纤布类降价。因为当时化纤布成本下降，而棉布的成本上升。1981年起，国家分批放开小商品价格，广东还在上世纪80年代初率先放开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价格。莫干山会议提出的“调放结合”或者“放调结合”的改革思路，就是又要“调”又要“放”，这与我们当时的物价工作和物价改革实际是非常吻合的。

我个人认为，张维迎、周小川、楼继伟等主张逐步放开价格的改革思路，对中国价格改革选择市场价格体制作为目标模式是有贡献的。但我也认为对莫干山会议提出双轨价改革思路的贡献不能提得太高，因为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即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其他大量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市场调节的制度”，初步明确了中国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实质上是要建立市场价格体制。双轨价改革思路如果从1984年算起，起作用的时间只有三年。在这前后国家物价局实行有调有放的价格改革举措，就是在探索价格改革的目标，逐步建立市场价格体制。

而且，从1982年到1984年，每年中国价格学会都召开有上百人参加的年会，参加的有国家物价局领导（国家物价局局长就是学会会长）、各地物价局长、专家学者等，讨论价格改革问题。1984年在江苏常州举行的中国价格学会年会，也有主张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供求情况作为定价的基本原则的文章，提交学会讨论，还讨论了在价格改革过程中要不要稳定物价，稳定物价的方针要不要抛弃，我记得那个时候讨论也比较热烈。当时我们主张稳定物价的方针不能放弃，但是有人主张放弃这个方针。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不能放弃的。

承包经营打破“大锅饭”

中国发展观察：1980年首都钢铁公司在实行企业扩权改革措施后，第一年就实现了超产30万吨铁、30万吨钢的好成绩。中央有关部门开始重视，新闻媒体也大量报道。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首创承包制的“首钢经验”在全国普遍推行。怎么看企业承包制的历史作用？

林兆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两步利改税探索规范国家与国企的关系，但还是没有解决国企吃国家“大锅饭”、缺乏经营自主权的问题。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开的原则。此后几年，全国国有企业按照这个原则，借鉴首钢经验，普遍推行以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承包制即承包经营责任制，就是国家有关部门和国企负责人签订承包合同，规定企业与国家的责、权、利关系，确定承包期内企业应上缴国家的税利，剩下的收益归企业支配。承包制是国企改革的过渡性举措，它适应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扩大国企经营自主权，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对扭转当时国企亏损面和亏损额扩大的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承包合同是国家主管部门和企业一对一谈判确定的，承包基数又受签订合同前期经济景气的影响而或高或低，企业之间苦乐不均。到了1980年代后期治理整顿期间，由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很大，承包制的适应性和积极作用更加受到了制约。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国企改革也从扩权让利、承包经营转入了制度创新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阶段。

张卓元：当时首钢搞承包，在全国推广是1987年以后。但是一些经济学家发现实行承包制问题很大，因为承包制是一对一谈判，就是主管部门与企业谈判承包多少产量、承包利润上缴多少等等，实际上会加强政企不分。而且承包制往往造成内部人控制，容易搞短期行为，不顾长远发展，包括研发的投入很低。承包制后来证明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987年10月，国家体改委曾经委托8个课题组研究1988—1995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中央党校课题组等，都不赞成国有企业继续搞承包制，主张推行股份制，中央党校课题组甚至明确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不是承包制，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87年及以后几年还继续推行承包制，但发现承包制问题越来越多，到1993年以后就停下来了。

“七五”时期经济起起落落

中国发展观察：“七五”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是怎样制定的，有什么新的特点？

林兆木：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七五”计划就是在这个理论和目标指引下制定的。1983年党中央就着手制定“七五”计划的准备工作。1985年9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党中央关于制定经济社会发展“七五”计划的建议。建议提出了“七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和关系全局的一些重要指标、主要政策措施，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与步骤。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国务院在进一步深入研究和综合平衡之后制定了“七五”计划，1986年4月经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实施。

“七五”计划的新特点，除了提出“1990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或者更多一些”作为主要奋斗目标外，还突出强调了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目的，把“争取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大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智力开发，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使城乡居民的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每年递增4%—5%，使人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都有进一步的改善”，也都作为“七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

张卓元：当时我对计划本身最突出的印象就是把改革放在第一位，“七五”计划定的指标应该说是差不多的，就是执行情况出了点问题，前三年经济过热，后两年治理整顿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所以前后经济增速差异比较大。“七五”时期五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8.9%、11.7%、11.21%、4.2%、3.9%，有点大起大落。严格地说，从1985年开始经济过热，物价涨得比较厉害，但当时认识存在分歧。当然“七五”时期也有创新，从“七五”开始我们计算国民生产总值，还有进行三次产业的划分，应该说在与市场经济国家接轨方面往前走了一步。

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参与者、亲历者和研究者，吴敬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里对经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说得很清楚。1988年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时任总书记的领导下，决定在此后五年进行价格和工资改革的“闯关”。一份到拉美国家进行考察写的报告，说拉美国家通货膨胀率百分之几千，但是经济增长还很快，用这个理由说不要怕。当年8—9月出现抢购、挤兑存款，“闯关”紧急刹车。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事后曾经当面向薛暮桥、刘国光、吴敬琏三人道歉，表示对于通货膨胀没有认识到它的严重性。

中国发展观察：“七五”时期的发展经历了什么曲折和困难？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两种体制并存，其间表现出经济过热，政府采取了哪些宏观调控措施？

张卓元：“七五”时期，我曾参加国家体改委委托我们做的中期改革规划，当时中国社科院课题组负责人是刘国光和我。我们八家课题组的中期改革规划纲要做出来以后，1988年6月1日，当面向李鹏总理汇报。1987年通货膨胀的苗头已经很明显了。当时我们课题组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主张要先治理好经济环境，抑制通货膨胀取得实效，然后改革和发展才能迈出比较大的步伐。此后人们称中国社科院一些经济学家为“稳健改革派”，来源于此。

林兆木：“七五”时期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两段，即前三年和后两年。经过1980年代初期贯彻新八字方针（“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经济调整，“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等重大比例趋于协调。尤其是在农村改革成功、对外开放起步、城市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以及其他改革措施的推动下，我国经济从1982年开始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突出表现在1984年至1988年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包括“七五”前3年在内的这5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6%，居民消费水平提高1.18倍，城乡储蓄存款增长3.28倍。

经济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其中有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些是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六五”后期到“七五”前期，党中央和国务院在执行正确的战略、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指导也存在失误。在农业方面，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一度过于乐观，放松了对农业的指导和投入，以致粮食生产在1984年大丰收后连续几年徘徊不进。在工业方面，对加工工业的盲目发展纠正不力；在强调微观搞活的同时，忽视了综合平衡和加强宏观调控。由于对国情仍然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在建设和改革两方面都存在急于求成的偏向。对1984年下半年开始出现的经济过热等问题，未能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遏制。1985年初决定采取“软着陆”的方针，用比较缓和的办法逐步使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恢复平衡。从1985年2月至10月，国务院先后4次召开省长会议，主要措施是紧缩银根，控制货币投放。但是这次“小调整”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地方和企业投资、消费基金尤其是集团购买力压不下来，主要压缩的是企业流动资金，从而引起经济增长和供给下降，使政府不得不放宽货币控制。结果不仅没有“着陆”，经济过热现象反而继续发展。1987 年虽然提出财政信贷双紧方针，但又没有坚决加以贯彻，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突出地表现在通货膨胀加剧，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经济秩序混乱。由于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徘徊，加上人口过快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下降；而工业生产增长过快，摊子越铺越大，又出现了工农业比例关系失调。1984－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6.7%下降到22%，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由56.1%下降到47.2%，致使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减弱。1988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在连续几年上涨幅度较大的基础上，又上涨18.5%，这样大的涨幅是多年来所没有过的。以上问题必须通过治理整顿进行一次大的经济调整才能解决。

治理整顿和改革开放继续推进

中国发展观察：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其主要内容和措施是什么？

林兆木：1988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分析了当时政治经济形势，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这个方针与《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相比有两点重大变化：一是从加快改革步伐转向其后两年以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为重点；二是强调价格改革不能孤军突出，改革必须是全面的配套改革。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全面深化改革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的。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1989年物价上涨幅度必须明显低于1988年，以后几年每年物价上涨幅度必须控制在10%以内。主要措施是大幅压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消费基金过快增长，特别要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采取各种措施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实行保值储蓄，稳定金融；克服经济过热现象，降低工业增长速度。整顿经济秩序，主要是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混乱现象，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混乱现象。包括坚决制止一切违反国家规定哄抬物价的行为；整顿公司，实行政企分开，惩治“官倒”；认真解决重要商品尤其是紧缺的重要生产资料多头和多环节经营问题；加强宏观监督体系；制止对企业的各种乱摊派和盘剥。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是要进行全面的配套改革。强调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改革，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改革，特别要注重深化企业改革。后来实践证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是符合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客观要求的正确决策，对解决当时阻碍发展和改革的突出问题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国发展观察：有一种说法认为治理整顿期间改革开放停顿了，实际情况如何？

林兆木：在治理整顿进程中，改革开放并没有停顿，在一些领域还取得了重大突破。农村在巩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产品市场得到发展。国营大中型企业在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改善外部环境、转换内部机制的措施，并继续扩大实行股份制、租赁制试点。外贸企业逐步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体制。价格改革通过调放结合迈出重要步伐：相继调整糖料、油脂油料等收购价，后来先后实现了食油、粮食的购销同价；先后提高原油、钢铁、铁路货运和统配煤炭等价格，放开部分工业消费品价格。到1992年底已实现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并轨。尤其是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举措。1990年11月14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12月19日正式开业。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1年4月11日获批成立，7月3日正式开业，由此形成全国性的沪市、深市两个证券交易市场，有力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1990年10月，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并引入期货交易机制。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向世界发出了中国坚定推进改革的强烈信号。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是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浦东紧邻上海最繁华的外滩，具有巨大发展潜力而又长期没有开发。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于1990年4月批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政策。浦东开发开放对促进上海、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七五”前三年加速发展和后两年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推动下，“七五”计划规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到1990年底绝大部分完成或超额完成，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七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累计增长47％，年均增长8％。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4％，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3.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8％，都超过了“七五”计划规定的指标。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比“六五”时期有较大幅度增长。教育、科技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较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五年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1％，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2.4％。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

首次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

中国发展观察：“七五”时期首次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怎样理解它提出的背景、特点和重大意义？“七五”时期主要是哪一步？

张卓元：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在北京举行。十三大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三步走”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林兆木：“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逐渐形成的。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建设大体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显著特点，是按照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原则，每一步战略都把发展生产力的阶段性目标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阶段性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提出。经过上个世纪后20年的努力，我国胜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到1995年底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到上世纪末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经过近20年的奋斗，这个目标即将胜利实现。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三步走”第三步后30年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践充分证明，“三步走”发展战略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是引领我国现代化建设接续奋斗不断前进的伟大纲领。

中国发展观察：怎样认识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我国发展的重大指导意义？

林兆木：正确认识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党和国家制定及执行正确的路线与政策的根本依据。改革开放前，在生产关系变革和经济建设上的“左”倾错误，其认识论的根源就是超越了我国的发展阶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在初级阶段”。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内涵作了系统阐述，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三大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后来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九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反复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